上海城乡养老保险将并轨实施

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，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，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，实现建立‘橄榄型社会的大目标。

为此，要全面推进企业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，建立由资方、工人和政府三方参与的企业工资共决机制，要壮大工会的力量，使工会能真正成为维护工人利益的坚强组织，政府要完善工资指导线制度，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实施等提供劳动报酬参考标准。按照国际惯例，最低工资标准一般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 40% －60%，而我国绝大部分省区低于当地平均工资 40%的水平。

第二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。据全国总工会 2005 年对10 省 20市万名职工调查资料，就在固有企业高管年薪制开始推行的 2002 －2004 年，企业职工的工资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者占调查总数的81. 8%，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一半者占调查总数的 34． 2%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者占调查总数的 12． 7%。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勤劳致富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观，劳动致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。第一，影响劳动力的再生产。如果加上他们与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，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则更低。

第三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。提高企业一线工人的收入，关键是要使他们在自己的工资决定上有话语权。在短缺经济下，供给不足，需求井喷，只要放开价格一定会飞涨。

在80年代，供给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李克强在这本书中研究的农村工业化。最初的价格改革思路是建立计划内和计划外两套价格，用双轨制逐渐过渡。苏联解体后，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引发物价暴涨、卢布狂贬，就是明证。市场机制其实就是价格机制，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，市场主体根据价格传递的信号做出反应，调节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。

农业部门、农村工业部门、城市工业部门组成的三元经济结构，既推动了渐进的边际改革，最终也增加了供给。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由沿海地区拉动，现在沿海地区和东亚四小龙的差距已经缩小，增长放慢。

缩小东部和中西部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差距，是未来高增长的重要目标。中国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的，资金集中在银行，而银行收入主要靠利差。在经济学界，厉以宁的企业改革优先论就引起了关注。为此，理论界都是在反思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？当时确实有人认为改革走不通，主张走回去，这种声音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逐渐消沉。

价格自由化的失败时代周报：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，当时的价格自由化尝试为何会失败？张军：如果仅从理论上看，价格自由化一定会有效。1989-1992年之间，中国经济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。厉以宁主张企业改革超越承包制，用股份制进一步改造国有企业，在企业改革完成后再推动价格改革。从目前来看，突破口应选在公平改革上，尤其是解决经济发展的不公平问题。

第二点已经比较有共识，不管哪一种模式，现在都同样亟需解决城乡居民待遇的不平等问题，包括户籍制度、土地流转等。当然，此外还有财政体制、税收、金融、流通领域的改革，这些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，创造了改革红利，因此导致了90年代的高增长。

对此，后华盛顿共识中有句名言就叫getting price right，意思是理顺价格关系。由于这个思路，厉以宁后来被称为厉股份。

但二、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差异较小，如果户籍、公共品供给的改革首先在二、三线城市推开，阻力就会小很多，同时二、三线城市的发展将吸引产业和资金，缩小和大城市的差距和套利机会。1990年中国建立了证券交易所，但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。对此，后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路是私有化。经过大量理论探讨和研究，四位作者总结出一个坚定的结论：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。社会发展也走到一个十字路口。其中包括：收入分配不公平。

背后原因，也可以归结到80年代推行的双轨制。双轨制自然有很多问题，但也有一个好处，计划外价格放开后，企业为满足计划外的需求增加生产，市场对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等到市场影响足够大，价格放开就水到渠成了。

改革治理结构，促进银行公司化。农村工业化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，迅速提高了工业产能。

目前来看，更重要的是发展直接融资市场，尤其是债券市场。1986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《改革：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》，当时影响很大。

1988年价格闯关以失败告终，但到四年之后的1992年，除了少数上游产业如能源外，在消费品和大多数生产资料上，价格放开并没有引发经济大波动。主张继续改革的经济学家也在找出路。相对来说，资本市场改革要比银行改革滞后很多。时代周报为此专访了当年的作者之一孟晓苏，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，分析中国改革的逻辑和经验，进而探讨经济改革的下一个突破口。

22年后，相关理论研究和政策思考已在改革进程中得到验证，作者中的李克强、李源潮等也走到了领导改革进程的第一线。原先在东部有效的发展模式，在中西部也会成功。

1993年后在朱镕基的领导下政府启动银行改革，停止财政向银行透支，管住了票子。这就是边际改革，典型的渐进策略，企业也有动力增加生产、提高供给。

最后利率市场化提上日程时，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冲击就比较小。克强指数的深入解读时代周报：几位作者认为经济发展关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，这在后来的改革进程中有无体现？张军：目前许多国外大机构都在关注克强指数，该指数用工业用电量新增、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来评估中国经济增长，据说这是李克强主政辽宁时偏好参考的三种指标。

1989-1991年的三年是非常特殊的，经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，一下跌落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。加强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。到90年代，中国出现高通胀，同时财政、银行、外汇同时出现赤字，朱镕基意识到金融体系有问题，尤其是财政向银行透支，银行被动超发货币。这一波城镇化正好契合了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的转移，接下来中西部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出现人口流动和资本积聚。

1988年价格闯关之所以不能成功，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，供求关系是高度扭曲的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之间落差很大。《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》一书的作者为此特别强调两点：第一，整体改革是不可行的，渐进性的改革会遇到阻力、摩擦，但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

这也就是说，与东亚四小龙不同，中国是个大国。这就不仅是价格放开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放开的问题，是一次到位，还是小步快走？事实证明，休克疗法不行，价格闯关也不行，最后是通过双轨制乃至多轨制逐步过渡到价格放开。

在价格双轨制下，套利、寻租和腐败盛行，社会不满情绪增大。在农村地区和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之间，由于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差异，有很大的套利机会。